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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原乡校之中,士子多有抨击时政者,甚至还大放厥词,辱骂大王……”
邓析没敢继续说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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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忌则是云澹风轻的问道:“辱骂寡人甚么?”
“这些大逆不道的士子,辱骂大王是虎狼之君。无信、无义、不忠、不仁,在他们心目中,大王你,俨然成了十恶不赦之徒!”
“甚么!”
还不等庆忌说话,朝堂之上的群臣,都忍不住勃然变色,很是愤怒。
尤其是御史中丞伯噽,咬牙切齿的道:“这群乱臣贼子,他们一定是关东诸侯的细作,故意抹黑大王,抹黑我大吴,以此来使世人误解,操控舆论之走向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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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简直是胆大妄为!”
“大王,臣以为,大王应该即刻下诏,将所有辱及大王,抨击时政的忤逆士子,全部绳之以法。若果真确认其是他国之细作,当明正典刑,以彰显国法!”
闻言,庆忌只是摆了摆手,笑吟吟的道:“邓析,寡人如何成了士子口中的无信、无义、不忠、不仁之人?”
说庆忌是虎狼之君,庆忌还能理解。
毕竟,这些年来,吴国给中原列国造成的印象太过深刻。
吴人之凶悍,早就深入人心了。
但是,庆忌还不理解,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士子们口中的“十恶不赦之徒”?
在吴国有个罪名,叫“十恶”,定下来十种重罪:一为谋反,二为谋大逆,三为谋叛,四为恶逆,五为不道,六为大不敬,七为不孝,八为不睦,九为不义,十为内乱。
这十宗罪都是违背忠孝节义、伦理纲常的,永远不许赦免,所以就有十恶不赦之说。
“大王当真想知道内情?”
“但说无妨。”
“臣可说出来,然,请大王切勿降罪于臣,先恕臣无罪。”
“寡人恕你无罪。”
看着邓析这般谨小慎微的样子,庆忌又好气又好笑。
他平日里,可是非常大度的一国之君。
怎会随便降罪于臣下?
“咳。”
邓析轻咳了一声,然后一脸沉痛的神色,朝着庆忌躬身行礼道:“大王,乡校中的士子所言,臣一一转达。”
“大王之无信,在于当年灭蜀秦之战的前的‘诈秦’,对秦人许诺的商于之地六百里,成了六里。”
“大王之无义,在于此前的蔡、徐、钟吾等附庸国因吴国之缘故,被灭之后,大王并没有帮助它们复国。”
“大王之不忠,在于迁周天子于咸阳软禁,并霸占故周王畿之地,非人臣所为。”
“大王之不仁,在于……”
“够了!”
庆忌叫了一声,压着手,示意邓析适可而止。
“扑通!”
邓析忙不迭的下跪,道:“大王,臣所言,句句属实!请大王明察!”
邓析是绝不敢欺瞒庆忌的。
因为,这种事情根本就经不起调查。
“大王。”
伯噽言辞激烈的进言道:“那些竖子,简直是胆大妄为!妄自议论国政且不说,大王你是君父,他们怎敢擅自抨击大王的不是?”
“请大王对违法乱纪之士子,严加惩处!”
话音一落,朝堂之上为之风声鹤唳,所有的大臣都不由得面面相觑起来,神色有些古怪。
对于乡校里所发生的事情,他们有的亲眼见过,有的人则是听说过。
问题的严重性,是可想而知。
庆忌一旦要追究,士子们一个都跑不掉!
此时,庆忌长舒了一口气,澹澹的道: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”
“士子们有口舌,中原士子之众,难道寡人要都把他们抓起来,割掉他们的舌头,以严禁他们胡言乱语吗?”
“大王,臣以为,大可不必!”
邓析终于将自己的目的,告诉庆忌。
“士子敢于抨击国政,诽谤君王,一切祸乱的根源,在于乡校。”
“大王可捣毁乡校,严禁民间开设私塾,聚众议政,并禁止游宦之民,使他们安于本业!”
“……”
庆忌陷入了沉思。
“廷尉所言,大缪也!”
右丞相孔丘立即站了出来,大声道:“乡校,岂可擅毁?昔日子产治郑,然明主张毁乡校,以禁止国人议论时政之好坏。”
“子产不以为然,曰:‘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,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,是吾师也。’忠言逆耳利于行,良药苦口利于病,此乃大王所言。”
“若毁掉中原甚至是国内的乡校,恐怕招致民怨。”
“士子们不敢在乡校聚众议政,也会在私底下诽谤国政!”
“若是仁政,士子们岂敢,也岂能非议?”
“请大王三思!”
乡校,是地方上的学校,它既是学习场所,又是游乐、议政的场所。
这吴国范围之内最大的乡校,莫过于孔丘一家的。
儒家!
昔日,子产将乡校作为获取士子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,而且注意根据来自民间的意见,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。
子产执政后,重视听取国人的议论,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,努力疏通国人与被国君之间的关系,颇得郑人的爱戴,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……
那时郑国,是新政发动机,孔丘谈仁政,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,赞美子产“有君子之道四”。
孔丘的最高理想,是成为周公那样的人,辅明王而行王道。
其次,则如管仲之遇桓公,能以霸业渐进,而行王道。
然而,切合实际的,是像子产那样治理一个千乘之国。
子产治郑,可谓是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民zhu尝试。
“大王,右丞相所言极是!”
治粟内史曾点出列道:“士子之口,堵不如疏。”
“君王治理国政,要使上至公卿、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,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,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,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,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与宣读。”
“朝臣官吏可以直接进谏言,黎庶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君王,左右近臣要尽规谏之责,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君王的过失,乐师与太史要负责教导、诲育君王。”
“国人把话从嘴里说出来,善事加以推行,恶事加以阻止,何乐而不为?”
顿了一下,曾点又道:“大王设立登闻鼓、诽谤之木,所为者,可不正是为听取民意吗?”
“而今中原士子只是为时政权衡利弊,为大王计较得失,大王何能废止乡校?”
邓析是法家的鼻祖,孔丘与曾点则是儒家的代表人物。
儒法之争,就在于他们做事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