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font color=red>笔趣阁</font>已启用最新域名:www.<font color=red>biquge001</font>.com ,请大家牢记最新域名并相互转告,谢谢!</p> 成陵的主体建筑,是三座蒙古包式的白色大殿,其中间一座殿顶有塔尖似的阁楼,里面供奉着黄金家族的圣物和典籍,严禁任何人进入,但根据那‘成吉思汗’所言,那里竟然藏着刺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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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这位突兀降临的‘成吉思汗’,蒙古人大多是相信的,因为今天本就是祭奠他老人家的日子的,而那位明朝大官,在被附身之前,曾经虔诚的上香祷告……蒙古人素来信奉萨满教,而萨满教就是专门用请神附体……类似于汉人的扶鸾起乩、三太子附体之类的方法,来由萨满传递神灵的旨意,所以大部分人一看这种情况,第一反应就是这位汉人大官被暂时附体了。
而且不这样的话,这汉人大官怎么突然会说俺们蒙古话了?更重要的是,在接下来的搜查中,真的从那个守卫森严的阁楼上,抓到了两名刺客,其中一个服毒自尽,另一个还没来得及,就被打掉了满口牙……如果不是圣祖显灵,又如何解释他的未卜先知呢?
当然,不少蒙古王公,其实是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。但他们拿不出证据,就没法说是假的……对沈默来说,这就达到目的了。因为他之所以费力巴巴演这场戏,一是要减弱蒙古平民的敌对情绪,二是给那些蒙古王公一个内附的理由,这一点非常重要,因为即使是草原游牧,做事情也要讲个理字的,你得给他这个‘理直’,他内附起来才能气壮。
骚乱很快平息,沈默也清醒过来,看着周围满是关切的目光,他揉了揉额头,一脸茫然道:“我这是怎么了?”说的是汉话,声音也与宣读祭文时无异,和方才判若两人,更没有方才那股子舍我其谁的霸气。
“大人方才说蒙语了……”诺颜达拉小声道。
“蒙语?”沈默惊奇道:“本官什么时候学会说蒙语了?”他那一脸的错愕,实在是无懈可击,让那些原本不大信的人,也信了几分。
“别围着我了,”沈默强撑着站起身,面色苍白道:“不要耽误了祭典……”
“是……”诺颜达拉恭敬应道。
闹出这些事端之后,祭典并没有草草结束,因为祭奠圣祖的典礼上,发生了‘圣祖显灵’这种大喜事,不管你愿不愿意,都需要大肆庆祝一番。何况绝大多数蒙古人,都对此深信不疑……于是,祭典继续进行,还将宰杀牲羊、奉上整羊的贡献,然后分享胙肉,夜间还要举行持续的仪式,但沈默因为身体不适,便提早下山,到陵旁的军营休息去了。
一干文武大臣自然也跟着下了山,回到中军大帐中,沈默于后帐简单梳洗一番,换上便装出来,见只有郑洛等在那里。
“元敬他们呢?”沈默望着自己的心腹同窗道。
“我把他们支开了,”郑洛面带忧色道。
“怎么愁眉苦脸的?”沈默坐上交椅道。
“今日之事,大人用心良苦,只是传开之后,”郑洛忧虑道:“怕是要引来不少物议的。”
“呵呵,”沈默却不以为意,笑笑道:“不遭人妒是庸才,管他作甚。”
“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沈江南。”郑洛摇头道:“我还不知道你?”
“人是会变的。”沈默淡淡笑道。
“那这样的话,我还是赶紧请辞吧,”郑洛见他不肯说实话,赌气道:“免得被你牵连,耽误了我的前程。”
“别别,我道歉。”沈默赶紧起身抱歉道:“有什么话你尽管问,这下总成了吧。”
“江南,不是我无事生非,”郑洛叹口气道:“今日你在祭台上,先行三拜大礼,又假扮铁木真那厮,这不是给那些搅屎棍子泼污你的机会吗?”
“范溪,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祭祀前朝皇帝这种大事,你以为我敢擅作主张?”沈默苦笑一声道:“看来我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,不知道朝廷里已经吵成一锅粥了。”便将此事原委细细道来。
首先,国朝对待蒙元的态度上,是经过几次转折的。但无论如何,是承认其作为正统王朝的地位的。因为如果不奉元为正统,那么汉人的法统还应该在在赵宋那里,朱元璋打下的天下,就得给姓赵的坐。这是朱皇帝如论如何不能接受的,所以方一定鼎,朱元璋便赶紧命人修《元史》,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他是受命于天,元气数当尽,明朝当兴的。
之后朱元璋更是以前朝礼节对待蒙元。大明洪武三年,北元君主妥欢帖木儿病死于应昌,朱元璋遣使持节祭祀,行君臣大礼,并以元主‘不战而奔克知天命’谥曰顺帝。并宣告元朝国祚就此终结。
后来在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时,供奉从三皇五帝、各代开国皇帝,直到元世祖忽必烈,这就是完全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。之所以这样做,一是因为礼制、法统,元朝统治天下百年,不可能没有个交代;二是因为元朝在百年间,已经赢得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效忠,张旭自书‘身在江南,心思塞北’,很能代表一些遗老的心理。作为一代伟大的政治家,朱元璋精明过人,他清楚这种局面,所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元朝,承认元世祖、元顺帝,并宣告‘元朝气数已尽’,以收人心机括。
虽然之后,明朝一刻也没放松对蒙古势力的绞杀,但历代皇帝对前元的态度没有改变……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朝代,元朝已经灭亡,你如何尊崇它,尊崇它的皇帝,在法理上,都与那些残余势力无关。相反,还会给他们扣上个破坏国家统一的罪名,加以讨伐。
事实上,成祖皇帝后来征伐大漠,基本都是用的这个名义。
但在‘土木堡之变’后,明朝对前元的态度发生了转变,国力上的衰落,军事上的接连失败,使明朝君臣的神经,变得特别敏感脆弱。其极致便是世宗肃皇帝,于嘉靖九年,在北京兴建‘历代帝王庙’,但是撤消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神位。
也正是在嘉靖年间,明朝的对蒙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在嘉靖之前,本朝允许指定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定期朝贡的政策,由此而形成本朝的朝贡体制。
朝贡体系的作用在于,首先蒙古族的朝贡,是以政治上的臣服为前提,即各部要接受明廷的册封,这是在成祖永乐年间确定的。接受了册封,就是接受了明朝的统治,哪怕只是名义上的。其次,朝廷会厚待来贡使节,朝贡使臣一入境,其衣食住行几乎全由朝廷包管了,并有丰厚的赏赐、给赐、回赐物品,绝对的薄来厚往。
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会允许‘其朝贡领赏之后,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’。这种互市交易对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,是很具有吸引力的,他们在开市期间既可以出售自己所携带的马匹、皮毛等畜牧业产品,也可以将进贡所得的物品出卖,以换取他们部落急需的生活必需品。
这套朝贡体制的背后,是从成祖年间开始,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,这是在无力对其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势下,使其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。在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,这套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……哪怕是‘土木堡之变’后,瓦剌强盛一时,这种朝贡关系也并未受到影响,鞑靼部也是如此。
但是,随着明朝的国力衰弱,日渐强盛的蒙古各部,虽然一直保持着朝贡,另一方面却不断侵掠边地,不再像原先那样守规矩。之后到了弘治年间,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,势力强盛一时,冰冻则西入河套,河开则东过大同,或间来朝贡,或时有侵犯,未敢大肆猖獗。但明朝自身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,无法满足其要求,弘治九年,达延汗以赏薄生怨,频来侵掠,大获而归。
蒙古人这次侵略,不仅尝到了甜头,而且也试出了明朝纸糊的边防,便开始频繁入掠,给大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,此等情况下,朝贡自然断绝。
起初的抢劫自然是收获大大的,但明朝百姓不可能老等着他们来抢,官兵就算打不过蒙古人,难道还不会修城堡吗?于是在边地军民齐心协力之下,一座座防御完备的堡垒拔地而起,一旦听闻警讯,便立即撤到堡中。富家大户更是常年在堡中居住,保护财产的安全。
蒙古人不擅攻城,但哪怕是丈许高的堡垒,都能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,还无功而返。于是一次次的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,很难像原先那样获取足够的财物了。只能尝试更深入明境,但那样损失也会激增,甚至有来无回,得不偿失。
于是自弘治十七年蒙古主动绝贡之后,到嘉靖十一年,蒙古济农衮必里克重新要求通贡。但已经被伤害了自尊心的明廷不予理睬。之后,俺答汗成为了蒙古族的实际领袖,又多次提出请求通贡。但当时朝中已有复套之议,首辅夏言是个强硬派,三边总督曾铣更是力主复套之人,自然不可能答应。更是斩杀来使,以绝其侥幸之心,俺答闻之大怒,遂悉众入寇,大掠山西,南及平阳,东及潞沁,每攻克村堡,屠戮极惨,以为报复。
但四年之后,俺答又一次命人带着厚礼,向明朝提出通贡的请求,因为上一次杀使的官员得到了升官,所以这次,使者甚至还没见到官员,就被宣府总兵的家丁杀死求功,自然又引发蒙古人一番大规模入掠。
报复之后,俺答紧接着再次求贡。这次因为他的入寇,导致了原来的总督被治罪。新任宣大总督翁万达,是嘉靖年间最为干练的边臣,认为可以答应俺答的请求,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,但又被嘉靖否决了。
之后嘉靖二十六年,俺答又一次请求通贡,这次他的语气尤为恭顺:‘今与中国约:若达子入边墙作贼,中国执以付彼,彼尽夺其人所蓄马,以偿中国,不服则杀之;若汉人出草地作贼,彼执以付中国治罪,不服亦杀之;永远为好。’并向边臣保证,只要肯代他上奏,即传谕部落,禁其生事。
俺答的态度让明朝的边疆文武都看到了和平的希望,因而联名上疏,请朝廷允许其通贡,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况,预计了防备的措施,设计可谓完备。可结果十分令人遗憾,嘉靖正沉浸在‘复套’的热望之中,再次拒绝其请。
但过了不久,主战的夏言、曾铣被杀,翁万达百般安抚,俺答才没有因为羞愤入寇。之后翁万达履行承诺,上书次提出俺答汗的通贡之请,却被嘉靖严厉斥责:‘朕以边事重寄付万达等,自宜并力防御,胡乃屡以求贡为言?其令遵守前旨,一意拒绝,严加提备,违误者重治不贷。’严厉的斥责了翁万达等人,遂无人敢替俺答说话。
那么,朝廷为何宁肯生灵涂炭,损伤百万,也要顽固地拒绝俺答的通贡请求呢?
实事求是讲,根源主要在世宗嘉靖皇帝身上。
首先,作为藩王之子得位的皇帝,嘉靖没有经过完整的帝王教育。对于蒙古人,他有着与寻常百姓一般的,根深蒂固的仇视思想。时常在其谕旨中,看到‘丑虏’、‘虏氛甚恶’、‘黠虏节年寇边,罪逆深重’、‘求贡诡言’等等偏激话语。从中不难体察到这种思想在作祟。
其次,嘉靖朝当时前后两任首辅,前者夏言比嘉靖还强硬,最后因为复套掉了脑袋,自不消说。后者严嵩,性格倒是软弱,却是个纯粹的官僚,他把所有的国家大事,都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资本。看到嘉靖仇视蒙人,自然不敢支持通贡。
再者,朝廷内外弥漫的大汉族主义情绪,也将允许通贡与宋代的以和议误国相提并论,尤其是夏言、杨继盛等名声卓著的清官,是这种思想的坚决支持者,使政府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,遂无人敢有异议。
但边关文武大臣,朝中有识之士,大都是支持通贡的。其实等徐阶当首辅的时候,他便意识到通贡的好处,但徐阁老深知舆情汹汹,爱惜羽翼,绝不肯改变国策。这也是他与高拱等人龃龉的重要原因。
在第一次‘杀使绝贡’之后,高拱就愤然批评道:‘兵交,使在其间,况求贡乎!杀一使者何武?就算不许,亦当善其词。乃购斩之,此何理也?横挑强胡,涂炭百万,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!’后来又说:‘今之以贡为疑,必曰宋以和议误国,不知此贡也,非和也。九夷八蛮皆许其贡,何独北虏而绝之?’他态度鲜明的支持通贡。
沈默也是支持通贡的。他没有那些狭隘的大汉族主义,更能清楚的看到通贡的好处,并在前人的基础上,总结创新了一套更为强大的羁縻之策。并在高拱成为首辅之后,向他和盘托出,两人一拍即合。随后,亦得到了张居正的全力支持,于是内阁形成统一意见,在禀报隆庆之后,定下了这个‘先战后抚’之策。
在这个策略中,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蒙古人,而是为了使其恭顺,以便更容易对其羁縻。这是充分考虑当前国情的恰当之举,因为就像蒙古人没有实力占领中国一样,深陷财政危机的明朝,也不可能把蒙古人彻底消灭。
其实,若没有沈默饱受诟病的‘借钱打仗’,和张居正同样被骂得满头包的开源节流,明军连收复河套的力量也没有。但仗打到这一步,已经是极限了。对汉民族来说,一开仗,就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,像这样出兵十万的大规模作战,每天的消耗都令人恐怖。张居正在写给沈默的信中,已经连连警告,三边民力已经极困,对各省的压榨也已经到了极限,如果不顾财力,派大军渡过黄河作战的话,到时候财政崩溃,激起民变,几乎是一定的。
而富商大户们也不是慈善家,他们是讲投资回报比的,能掏上千万两,已经是看在沈默的面子上了,让他们再掏钱,不是你要了他们的命,就是他们要了你的命。
更重要的是,俺答的土默特部不是一盘散沙的鄂尔多斯部,他们战力强悍,团结一致,且已经体会到了明军的火器、车阵之威,绝不会重蹈鄂尔多斯部的覆辙了。作为最优秀的军事家,戚继光在给沈默的报告中直言不讳,除非俺答主动与我们交战,否则我战车、步兵、炮兵部队,将完全失去作用。可供调遣的,只有三万余骑兵。这些骑兵,守卫套内绰绰有余,但渡河进攻却绝对不够。而且倾巢出动,还会导致河套失去保护。
因此,除非朝廷有足够财力,支撑在黄河北岸筑起那三座城池,建立起稳固的防线,否则不可再图奋进,当以守住套内为宜。
所以不管将士们如何渴望立功,朝中百官多么的豪情万丈,但现实已经摆在那里——主力作战,基本上不会再有了。
那自然就该考虑‘抚’了。这在收复河套,朝野激动的当间儿,是比战还要困难的事情。这也是大汉族思想弥漫的明朝的一贯问题,但凡有议和者,便会被群起而攻之。当年被蒙古人揍得遍体鳞伤,群臣尚且反对议和呢,现在局势正好,朝野上下,信心爆棚,恨不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呢,谁敢贸然提出说,咱不打了吧,还不被吐沫星子淹死?
但确实不能再打了,不然就要出大事了。
好在执大明牛耳的阁老们,没有一个是怕事的。高拱说,我来扛这个黑锅。张居正说,不行,还是我来吧,我还有你这个首辅保护;要是你被弹成筛子,谁能保护得了你?
最后沈默说,你们都歇着吧,要是你们上,非得被骂成是奸臣误国不成。只有我这个收复了河套的,才能说这话而不被骂死。于是两人感动的握着他的手说,兄弟,你真敞亮啊……当然,最后一句是沈默的想象。
沈默之所以愿意揽过这个苦差事,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……自己身为宰辅,却掌握几乎全国的精锐,看似风光之极,其实也凶险之极!他的师祖阳明公,为什么名声那么高,却始终被排斥在京城之外?就是因为他战功赫赫,如果再让他入阁为相,皇帝肯定要睡不安稳了。
自宋朝以来,为什么没有一起大臣篡权成功的例子?就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防死守,防止出现出将入相的真正权臣。
沈默的幸运在于,当今皇帝隆庆,是难得的宽仁之君,又有杨一清的例子在前,所以敢于承担重任,率军出征。但收复河套的功劳实在太重了,重得皇帝拿个公爵酬谢都不为过,他现在已经是内阁次辅,从一品的大学士了。可以预见的是,来日凯旋封公之日,便是他被闲置冷藏之时,且永无出头之日。
从一个政客的立场出发,沈默是不应该领兵出征这一趟,甚至不应该提出复套的。但他毕竟不全是政客,他没忘了那句‘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’,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把个人得失暂时抛之脑后。
但现在,他已经对战事发展有了把握,如果再不考虑退路的,就实在太蠢了。所以沈默向内阁提出,以拜祭成吉思汗为契机,向中外传递议和的信号。
高拱自然无不应允,将此事向隆庆请示。隆庆对更改父政没有丝毫心理负担,何况他对师傅们也是无条件的信任,于是批红,发礼部商议相关礼仪。
礼部查阅典籍,发现根据记载,在建国后二百余年中,尤其是和蒙古关系相对较好的几个时期,历代皇帝曾多次遣使祭祀过成陵。这就好办了,大体照搬即可,但有一点,按照当时的记载,使者都行的君臣之礼。这在嘉靖以前当然没有异议,因为对待前朝帝王,就必须如此行礼。但嘉靖皇帝已经把元世祖请出了历代帝王庙,当时天下无不称颂。如今若是遣使前去祭祀元太祖,还行君臣之礼的话,难免引起争议。
对此,礼部不敢擅专,行文请示内阁。因为是代表皇帝跪,所以内阁也不敢擅专,也得请示隆庆。隆庆问以前是怎么搞的,内阁说,是行君臣之礼。隆庆是个好说话的,便道,那还有什么疑问,照做就是。
但内阁不能坑皇帝,便明言道,当时行君臣之礼没争议,不意味着现在没有。时移世易,我们已经五十年没拜祭过成陵了,现在的人心看法,也与当时大不相同了。
这时候,就看出隆庆的长处来了,他在给内阁的上谕中写道:‘是世庙之前,鞑子犯边厉害,还是之后厉害?如果是之前厉害,那么当然要按照世庙的作法;但如果相反,应该改正。’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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