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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旨的内容很简单,诏令“皇甫嵩讨东郡,朱俊讨南阳”,而随同圣旨来的这个消息却十分令人震惊。一个消息,事关五人:杨赐、吕强、向栩、张钧、王允。
黄巾起后,朝中召群臣会议,杨赐是太尉,在与会之列,他忠言进谏,谏言皇帝驱逐小人,亲近贤人,矛头直指阉宦,因此忤逆了皇帝,“以寇贼免”,皇帝以黄巾乱起为借口免了他太尉之位。——因为贼乱或者自然灾害而免去当时在位的三公,换上另一人接任,这是两汉之时的常态,其依据是儒家的天人感应。天有灾害或者世道不宁是因为人的缘故,所以换个人,不过杨赐之被免职却明显是因为他斥责宦官之故了。
带来这个消息的是随同传旨宦官同来的一个朝臣,这个朝臣与皇甫嵩交好,传过旨后,与皇甫嵩、朱俊等在私室中叙话,说起了此事。皇甫嵩、朱俊半晌无言。皇甫嵩说道:“天下生乱,盗贼沸糜至此,而天子却、却……,唉。”
这个朝臣说道:“杨公虽被免太尉,姓命无碍,两位将军,你们可知……。”朱俊姓急,不等他说完,打断问道:“怎么?听你这意思,朝中有人因此身死?”这个朝臣说道:“可不是么?”屈起手指,一个一个的计算,“吕强、向栩、张钧皆因抨击宦者而获罪身死。”
皇甫嵩大惊失色,一时没有跪坐稳当,险些把案上的水椀碰倒,他说道:“吕常侍、向侍郎、张郎中身死了?”问道,“怎么死的?”
这个朝臣叹了口气,说道:“将军应知,当黄巾贼起后,天子曾问吕常侍所宜施行,吕常侍说:先诛左右贪浊者,大赦党人,料简刺史、二千石能否。”皇甫嵩点头说道:“当时我尚未离京,知道这件事。”皇甫嵩刚才之所以大惊失色,固有因闻向栩、张钧身死的缘故,但更多的是因为吕强之死,在“大赦党人”这件事上,吕强和他算是同盟。吕强虽是个宦官,但却与赵忠、张让这些阉宦不同,他是倾向於士子、党人的,清忠奉公,在士子中口碑很好。
朱俊说道:“我亦知此事,在我离京前,我听说赵忠、张让诸辈因吕常侍此谏而纷纷求退,并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。怎么?莫非后来事情起了变化?”
这个朝臣冷笑道:“所谓‘纷纷求退’,不过是彼辈故意做出的姿态,以退为进罢了!便在本月上旬,赵忠、夏恽构陷吕常侍,说他:‘与党人共议朝廷,数读《霍光传》,其兄弟所在并皆贪秽’。”夏恽,也是宦官,与赵忠、吕强一样并为中常侍。
皇甫嵩、朱俊闻得此话,悚然而惊。朱俊怒而拍案,说道:“‘与党人共议朝政,兄弟所在并皆贪秽’,这两条倒也罢了,‘数读《霍光传》’,这是必欲要置吕常侍於死地啊!”
霍光何许人也?前汉武帝的托孤之臣,昭帝死后,他两度行废立之事。张让、赵忠说吕强数读《霍光传》,其意何在?这个朝臣说道:“赵忠、夏恽蛇蝎之心,天子闻之,果然不悦,令中黄门持兵召吕常侍。”皇甫嵩问道:“把吕常侍送到诏狱,吕常侍因此而死了么?”
这个朝臣摇了摇头,说道:“吕常侍闻帝召,怒道:‘吾死,乱起矣。丈夫欲尽忠国家,岂能对狱吏乎!’遂自杀。”
皇甫嵩拍案而起,因为愤怒,额头上青筋迸出。他只觉一股怒气从胸腹间升起,似不吐不快,而到了嘴边,却又猛然自省,为人臣者怎能在背后非议君父?若失口非议,话如果传出去,恐怕人头难保,宗族受罪,勉强将这股怒气咽下,转望室外,见蓝天白云,院中绿树红花,清风徐徐,初夏之景,令人心怡,而却怒气下去,不觉又一点苍凉泛起。
他缓缓落座,说道:“‘丈夫欲尽忠国家,岂能对狱吏乎!’‘丈夫欲尽忠国家,岂能对狱吏乎!’”反复低吟吕强死前的这句遗言。朱俊怒发冲冠,亦是悲愤难掩,但却大约是出於和皇甫嵩同样的原因,忍之再三,没有说出非议之语,他握手为拳,连连击案,说道:“吕常侍真大丈夫也!吕常侍真大丈夫也。”这个朝臣叹道:“吕常侍的确是大丈夫,他自尽死后,赵忠、夏恽复又进谗言,说他是畏罪自杀,天子遂令收捕其宗亲,没其财产。”
吕强自杀,宗族被捕,家产被抄。这件事说完,室内三人默然多时。皇甫嵩勉强振作精神,问道:“吕常侍自尽,向侍郎与张郎中又是怎样?”
向栩,河内朝歌人,是个狂生,好读《老子》,有弟子,名为“颜渊”、“子贡”、“季路”、“冉有”之辈,曾为赵相,后被征拜为侍中。黄巾乱起,他不想国家兴兵,说只需遣将去黄河上北向读《孝经》,贼自当消灭。他的这个论调十分荒谬,可却因为此前他曾上书讥刺宦者,就被张让抓住了把柄,说他“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,疑与角同心,欲为内应”,他遂被“收送黄门北寺狱”,死在狱中。这向栩是个狂生,卓诡不伦,任赵相时也没什么好的政绩,“略不视文书,舍中生蒿莱”,皇甫嵩、朱俊对他没有什么好感,死了也就死了,但是张钧不同。
张钧是冀州中山人,向有忠直之名,本月上旬,他上书言:“宜斩十常侍,县头南郊,以谢百姓,又遣使者布告天下,可不须师旅,而大寇自消”。天子把他的奏章出示给张让等看,张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,乞自致洛阳诏狱,并出家财以助军费。天子见他们这般可怜之态,便怒骂张钧:“此真狂子也。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?”张钧复重上,犹如前章,辄寝不报。为了搜捕张角党羽,朝廷下诏书令廷尉、侍御史考朝臣中学太平道的,御史承张让、赵忠等的意思,遂诬奏张钧学黄巾道,收掠死狱中。
杨赐是太尉,吕强是中常侍,向栩是侍郎,张钧是郎中,不是身高权重就是位在清贵,而在多半个月中,皆因阉宦之故或被免职,或者身死。
听这个朝臣说完,皇甫嵩、朱俊相顾无言,刚才的大怒、悲愤、苍凉种种之感渐渐尽皆淡去,皇甫嵩长叹一声,心道:“朝政如此,时局如此,为人臣子者还能怎样呢?尽心竭力,韬光养晦罢了。”尽心竭力是为国尽忠,韬光养晦是保全姓命。
皇甫嵩说道:“适才你说王公怎么?”
刚才这个朝臣提到了王允,不过当时只说了一句:“王公做了一桩大事。”没有细说,接着就说起了杨赐、吕强等人之事。皇甫嵩此时重拾话头,这个朝臣说道:“怎么?两位将军不知么?两位将军大破颍川黄巾,缴获如山,王公在其中发现了张让宾客与黄巾贼的书疏,张让与黄巾贼有交通,因上奏天子,具发其歼。”
皇甫嵩、朱俊对视了一眼。在黄巾军的缴获中发现张让宾客与黄巾军的书疏,这件事他俩知道,并且还是他俩告诉的王允。王允当时就说他要将此事上奏天子,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。大约是因知阉宦势大,为不牵累皇甫嵩、朱俊,在这道奏折中,王允没有提皇甫嵩和朱俊,也没有提他的两个别驾荀爽和孔融,只落款了他自己的名字。
皇甫嵩敬佩王允的胆气,想到杨赐、吕强、向栩、张钧等人的下场,又不觉为王允担心,问这个朝臣:“王公的奏章上后,朝中是如何说的?天子可治张让的罪了么?”这个朝臣冷笑说道:“天子拿着王公的奏章,怒责张让,张让叩头陈谢,做可怜之状,而竟不能罪之。”
朱俊失色说道:“张让既不获罪,那王公、那王公……,那王公岂不是危矣!”
这个朝臣亦是忧心,说道:“我离京时,听人传说,张让因此怀协愤怨,只是他与黄巾贼交通证据确凿,一时却也奈何不了王公。只是,以他的阴毒记恨,现在虽无奈王公,以后却说不定了。”朱俊面孔涨的通红,紧握住腰上佩剑,长身跽坐,怒道:“恨不手刃此等歼贼!”
他发怒也没有用,朝廷诏书已下,令他与皇甫嵩分兵两路,击讨别郡黄巾。
只是,外有黄巾生乱,天下鼎沸,百姓流离,内之朝堂不靖,君子退位,阉宦当权,天子信用小人而忠良含冤愤懑,这大汉的天下又能支撑多久呢?
……
这个朝臣带来的这几个新闻不胫而走,很快全军的校尉、司马就都知道了。
诸人反应不一,有的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,有的更加谨言慎行,有的则耀武扬威,——军中的这些军官里不但有士族子弟,也是有阉宦子弟的。
孙坚听闻后,私下里大骂了几句,没别的什么过激反应。
傅燮素痛恨阉宦,知闻之后,难掩愤怒,当即修疏一封,送去朝中。
在这道上疏中,他言辞激烈,说道:“臣闻天下之祸,不由於外,皆兴於内。……,今张角起於赵、魏,黄巾乱於六州。此皆衅发萧墙,而祸延四海者也。臣受戎任,奉辞伐罪,转战颍汝,战无不克。黄巾虽盛,不足为庙堂忧也。臣之所惧,在於治水不自其源,末流弥增其广耳。陛下仁德宽容,多所不忍,故阉竖弄权,忠臣不进。诚使张角枭夷,黄巾变服,臣之所忧,甫益深耳。何者?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,亦犹冰炭不可同器。”云云。
“黄巾虽盛,不足为庙堂忧”,“阉竖弄权,忠臣不进”这才是天下之所忧。这个观点荀贞非常赞成,然而他不是杨赐、傅燮这样的人,所以对此也只是赞成罢了,在闻的杨赐、王允等人之事后,他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,退回帐中,却不免长吁短叹,为之慨叹、生忧。
他想道:“天子虽开党/禁,显然是迫不得已,他亲信的仍是宦官。杨赐、吕强、向栩、张钧固然忠直刚烈,可惜却没能看清时势,……,不,也许他们看清了,向栩、张钧倒也罢了,杨赐、吕强都是在宦海中沉浮多年,岂会不识时务?可是他们仍却上书弹劾阉宦,不畏一己之死。唉,不避诛责,直言谏诤,真英雄也。”
杨赐、吕强是英雄,他自问自己不是,想起张直之事,他心头咯噔一跳,想道:“张让暂时奈何不了王允,却不知会不会迁怒於我?”有点担忧,不过细想下来,有了王允在前边,他这个小虾米也许张让还看不上,但也说不好。思来想去,颇是忐忑。
荀贞不是个瞻前顾后之人,虽然忐忑,可是事情已经做下,而且当时他也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,至多亡命江湖,躲上几年就是,所以当皇甫嵩的将令下来时,他也就将此事抛之脑后,重把注意力放在了眼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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